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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栋：罚款阻止不了名人富人超生

如今社会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严重，群众反映强烈。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主任邓行舟近日透露，今年将制定文件，对名人、富人这一人群作出特殊规定，富人超生将按其收入缴纳社会抚养费。对名人、富人这一人群作出特殊规定征收比普通收入家庭更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听起来是解气，但是否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呢?法律法规应该平等适用于全体公民，而不能以财富多少、名气大小来区别对待。今天以名人、富人超生影响恶劣为由对名人、富人多征收社会抚养费，明天也就有可能因名人富人对税收贡献大而专门对其减税或奖励。长此以往，法律尊严何存?而且何为名人、何为富人，这一标准本来就很难界定。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税收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对名人、富人收入情况尚不能完全掌握，那以名人、富人上一年度的收入为标准，按其收入比例收取社会抚养费的做法很可能收不到实际效果。即使真的北京市相关部门工作做得很细，对名人、富人的收入情况了如指掌，恐怕也很难真正处罚到位。先不说名人、富人可通过办理移民取得香港、澳门身份证或外国国籍来免除处罚。其他逃避处罚的方法也有很多。比如说，很多名人、富人家庭其实真正超生的都是第二代，第一代家庭成员由于年龄关系早已是有心无力。而家庭的主要资产和收入来源其实都在第一代家庭成员的掌控中，第二代很可能根本没有工作收入，甚至处于失业状态。对这种家庭，你去处罚谁呢?第一代没超生，而且会声称子女的超生与其无关。真正超生的第二代则会说没钱，最后即使按普通家庭处罚恐怕也罚不了几个钱。至于搞假离婚、转移资产之类的手法就更多了。而且现在各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规定并不一致，名人、富人完全可以通过迁移户口来自己选择交多少社会抚养费，比如通过购房落户到中西部省市去缴纳罚款，那里人均收入低，又没有对名人、富人的特殊处罚规定，可能只需几万元就能解决一个“超生指标”。要真正解决超生问题，恐怕首先应该改变“超生罚款”各自为*的现状，由国家统一制订社会抚养费征收规定，不仅要按收入比例，更应该按资产征收。而且还应辅之以道德谴责、舆论监督等手段，对超生者不论贫富，都应纳入个人诚信体系，并鼓励采取行业禁入等手段（如禁止超生者做广告、承揽公共工程、参加*府采购招标、不鼓励选举或推荐超生者为人大代表和*协委员），不断增加超生的违法成本，才能使名人、富人对超生敬而远之。